刘玲娣: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格桑花


    司会平是我校2003届毕业生。初入学时,观看的15名同学赴新疆且末支教的电视片让她受到了深深的震撼;2002年身边又有10名同学选择去西藏教书。学长们献身祖国边疆教育事业的行动,深深打动了她。她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,入学时,因为家里困难,父亲向许多亲戚和乡邻借钱依然没有凑够学费,是国家助学贷款帮助她完成了学业。她爷爷是位老党员,多次对她说:“孩子,是共产党供你读的书,要懂得感恩啊!”感恩、报恩的情愫,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。2003年毕业前夕,得知西藏教育部门来石家庄招聘教师,她毫不犹豫地赶去报名,选择去西藏教书。但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。因为兄弟姐妹6人中,司会平排行第二,弟弟妹妹还小,母亲又身体不好,家里实在需要她。

母亲的挽留让她很为难。一天下午上完课后,她说想和我说说话。我们找了一间安静的教室,谈了很久。她向我讲了家里的情况,说了自己想去西藏的理由和决心,内心的矛盾和纠结让她难以释怀。说实话,作为一名老师和母亲,我也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:要是自己的孩子,是否舍得她远离?但看到孩子坚毅的神情和期待的眼神,我静下心来,告诉她光有远大的志向是不够的,对青藏高原上生活与工作难以想象的艰难,以及对家庭与未来是否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?经过认真的思考与权衡,司会平最终坚定了去西藏的选择。无奈又伤心的母亲没有来送女儿,临别前,她走到我面前轻轻的说,老师您能抱抱我吗?我知道,那是女儿对母亲怀抱的渴望。从我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的那一刻起,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便成为一种难以释怀的牵挂。这一别,就是11年!11年后,当我们再次相拥在一起时,我怀抱中的孩子,已经是一个日喀则地区的“教学能手”、“汉语教学带头人”、“国家级骨干教师”,是藏族孩子们的“汉族妈妈”了。

司会平在日喀则地区第一高级中学任教。那里生活艰苦、气候恶劣,学生们营养不良经常生病,有的甚至上着课就晕倒,比如普琼小姑娘。司会平常常自掏腰包带她看病、买衣服,小姑娘亲切地叫她“汉族妈妈”。老师、妈妈,虽然只是称呼的转换,其中却浸透着心血与汗水,责任与良知。藏族同事家中有困难,司会平也是倾其所有捐款捐物。久而久之,谁家有高兴事,都会盛情邀请她,她也在雪域高原感受到了“汉藏一家”的亲情。

11年来,她带了3届毕业生,高考升学率逐年升高, 2013年达到100%。她的学生央金拉姆2012年被北大录取,成为汉藏同胞共同的骄傲。那个称她为汉族妈妈的普琼,也上了大学。谈到这些,司会平总是说,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师,做了些很平常的事情,没什么可炫耀的。教师工作的确平淡无奇,但是,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关爱,却点亮了无数孩子心中的理想之灯。如果说教师是蜡烛,他们算得上世界上海拔最高、最亮的烛光。

今年228日下午,我院党委副书记胡连利教授,带着全院师生的关爱,专程赴涞水司会平的家中,探望了她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。老人已经不能行动,不能说话,但一听说是会平大学的领导来看她,老人伸出枯瘦的手,将胡书记的手紧紧握住。目光却急切地在屋子里找寻,司会平赶紧把手伸向母亲,握在妈妈的手上。她说11年了,妈妈最怕的还是她会走。我望着这一对十几年遥遥相念、彼此牵挂的母女,我百感交集。这些支边学生的父母深明大义对孩子们人生选择的支持,就是对祖国民族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啊!

司会平说青藏高原生活艰苦已经不算什么,我们十几个人就像一个大家庭,彼此互相关心,过节聚在一起包饺子,很温暖。但我们最亏欠的就是父母、孩子。说到这些,司会平泪流满面。当年她刚到西藏,因为高原反应高烧一星期,当时家里没有电话,要打到邻居家,母亲拖着病体,站在自家门口,眼睛紧盯着邻居家,一连三天,就为能听到女儿报一声平安!去年母亲病重,家里怕影响她工作,没有告诉她,她流着泪和我说,如果母亲当时抢救不过来,我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啊!今年春节期间,母亲病重又一次被送到重症监护室,司会平一直守在门外,她在电话中对我说:老师,原谅我不能去看您,十多年我没为母亲尽过孝,这回一定得陪在妈妈身边。她哽咽着说现在最想对妈说的一句话就是“对不起!”,这句11年之后伴着泪水的道歉,出自司会平之口,也是上百名扎根西部的同学们最想对亲人说的话! 

对自己的孩子,他们同样感到愧疚。每次高原反应,看着孩子们呕吐,肚子疼得翻来滚去痛苦不堪,每个父母都是心如刀绞。

世上哪个父母不爱儿女?又有哪个儿女不念双亲!可是,在这个西部支教群体中,他们有孝心却身不由己,想育儿却力不从心。中国有句古话叫“忠孝不能两全”,他们体会得真是刻骨铭心。事实上,他们都是最有孝心的儿女,也是最有爱心的父母。只是他们把最大的孝与爱,献给了西部边陲的父老,献给了兄弟民族的孩子,献给了神圣的教育事业,献给了我们伟大的祖国!